本文摘自《中情局罪与罚》 蒂姆•韦纳/著 海天出版社
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中情局：1961 ～ 1968
遗臭万年的猪湾登陆
1961年1月19日早上，老将军和年轻参议员在总统办公室单独见面时，移交这份遗产。艾森豪威尔带着不祥的预感，让肯尼迪略为了解国家安全大计：核武器与秘密行动。然后两人走出办公室，到内阁厅会晤新旧任国务卿、国防部长与财政部长。
当天早晨的记录员写道：“肯尼迪参议员请总统评价一下美国支持古巴游击作战的得失，即便这种支持包含美国公开表态。总统答道，‘是的，我们不能让古巴现在的政府继续……’总统还提出建议说，若能同时处理多米尼加共和国，情况会对我们大有帮助。”艾森豪威尔主张以一个加勒比海政变可以制衡另一个政变的观念，而这在华盛顿是个无人能解的方程式。
第二天早上，肯尼迪宣誓就职的时候，腐败的多米尼加右翼领导人拉菲尔-特鲁希略已在位30年。美国政府和工商界的支持，帮助他一直掌权至今。他靠武力、欺诈和恐怖手段统治全国，尤其喜欢把敌人吊在挂肉的钩子上。1961年起派驻多米尼加的高级外交官亨利-迪尔伯恩总领事说：“他虽然大搞刑囚室和政治暗杀，却也维持法治、清理环境，保持卫生、建设公共设施，而且他不会烦扰美国，所以我们觉得没问题。”然而迪尔伯恩也提到，特鲁希略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大约在我到此履新的时候，他的恶行变本加厉，各政治团体与人权团体的压力纷至沓来，不仅美国，西半球各国也都觉得应该想办法治治这个人。”
1960年8月美国与多米尼加断交后，迪尔伯恩留在首都圣多明各照看美国大使馆。美国外交人员和特工大多已离开，比斯尔要迪尔伯恩留下代理中情局站长职务，他也一口答应。
1961年1月19日，迪尔伯恩接到通知，有一批小型武器已起运，要交给试图杀害特鲁希略的多米尼加谋叛者。这是艾伦-杜勒斯亲自主持的“特别小组”一星期前所做的决定。迪尔伯恩请总局批准以海军人员留在使馆的3把卡宾枪武装多米尼加人，比斯尔的秘密行动业务副手巴恩斯答应了。紧接着，中情局急送3把0.38口径手枪到多米尼加后，比斯尔又批准运交第二批武器，4挺机关枪和240发弹药。但肯尼迪新政府质疑，一旦世人得知美国利用外交邮袋运送杀人武器会作何反应，这4挺机关枪因而一直留在领事馆内。
迪尔伯恩接到肯尼迪亲自批准的电报：“我们不在乎多米尼加人暗杀特鲁希略，这很好，但不希望有任何事怪到我们头上。”于是中情局啥也没做。两个星期后，特鲁希略遭杀手射杀，那把凶枪没留下指纹，是不是中情局的枪，谁也不知道。然而，这起暗杀和白宫指使中情局下手差不了多少。
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得知这起暗杀事件后，草草写下几句话：“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惭愧”
埃斯特莱恩说，就在中情局准备入侵古巴之际，“计划逐渐加温，开始有失控现象”。比斯尔是主要动力。他突然加速向前，不愿承认中情局推翻不了卡斯特罗，更无视行动的隐秘性早已无存的事实。
1961年3月11日，比斯尔带着4个方案到白宫，但没有一个能让总统满意。总统给他3天时间，要他想出更好的办法。比斯尔最伤脑筋的是如何选择新的登陆地点：猪湾有3处广阔的海滩。新地点符合肯尼迪政府的政治要求：入侵古巴必须一登陆就占领一处机场，为古巴新政府建立滩头堡。比斯尔向总统保证，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最坏的情况是，中情局支持的反抗军在岸上遭遇卡斯特罗的部队，被逼无奈向山区挺进。可是，猪湾是红树林地形，盘根错节，泥泞遍地，根本无法穿越。华盛顿的人对此毫不知情。中情局手握地图，说那片沼泽地可以当做游击基地，殊不知那张粗糙的调查图是1895年绘制的。
接下来的一星期，中情局的黑手党联络人在暗杀卡斯特罗时遭到重挫。他们把毒药和数千美元交给中情局最出名的古巴特工托尼-瓦罗纳（埃斯特莱恩形容此人是无赖、骗子、小偷。后来瓦罗纳在白宫与肯尼迪见过面），瓦罗纳再设法将药水瓶交给哈瓦那一间餐馆的工作人员，偷偷放进卡斯特罗的冰淇淋筒。后来，古巴情报官发现药水瓶在冰箱里冻成一团。
到了春天，总统还是没批准进攻计划，因为他实在搞不懂这样的入侵计划怎么能成功。4月5日星期三，他再次接见杜勒斯和比斯尔，但还是不明白他们的策略。4月6日星期四，总统问他们，若他们按计划轰炸卡斯特罗为数不多的空军，是否会破坏入侵者的奇袭效果。没人答得出来。
4月8日星期六晚上，比斯尔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原来是埃斯特莱恩从中情局的华盛顿战情中心“船眼”打电话来说，他和准军事行动策划官霍金斯上校得尽快与比斯尔单独见面。星期天早上，比斯尔一打开大门，赫然见到埃斯特莱恩和霍金斯怒不可遏的样子。两人进了客厅坐定之后便告诉他，入侵古巴计划不得不取消。
现在想阻止为时已晚，比斯尔告诉他们。反卡斯特罗政变预定一个星期内展开。埃斯特莱恩和霍金斯扬言辞职不干，但由于比斯尔质疑他们是否忠贞爱国，他们动摇了。
“要是你不想吃败仗，就必须把卡斯特罗的空军全部干掉。”埃斯特莱恩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比斯尔这么说了。3人都知道，中情局入侵古巴的人员一登陆，卡斯特罗那36架战斗机准能炸掉好几百人。“相信我”，比斯尔说。他保证会说服肯尼迪歼灭卡斯特罗的空军。埃斯特莱恩恨恨地回忆：“比斯尔劝我们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保证空袭行动不会缩水。’”
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比斯尔却把歼灭卡斯特罗空军的美军轰炸机，从16架减成8架。他这么做是为了讨好认为悄悄搞政变就行的总统。比斯尔骗肯尼迪说，中情局只会派一架轰炸机。
4月15日星期六，中情局的1511人向猪湾出发的同时，8架美军B-26轰炸机攻击古巴3处机场，摧毁5架古巴飞机，毁损的可能有十几架。卡斯特罗还有一半的空军军力。中情局编造的故事是，攻击者是一位古巴空军投诚者，此人已在佛罗里达州降落。同一天，比斯尔派巴恩斯到纽约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兜售这套剧本。
比斯尔和巴恩斯把史蒂文森当傻瓜耍，仿佛他是中情局特工似的。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前夕的做法一样，史蒂文森向全世界兜售中情局的说词，不同的是，他第二天就发觉自己被耍了。
国务卿腊斯克本来就对中情局一肚子火，得知史蒂文森公开说谎被逮到顿时愣住了。几个小时之前，腊斯克才为了另一桩行动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了一封正式道歉函a。新加坡秘密警察冲进中情局安全屋，撞见某位接受中情局贿赂的新加坡阁员正在接受测谎。美国主要盟友李光耀说，中情局站长开价330万美元要他不要再追究。
4月16日星期日，下午6点，史蒂文森从纽约打电报给腊斯克，提醒他防范“在如此不协调的行动中重蹈U-2惨事覆辙的最严重风险”。晚上9点30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打电话给杜勒斯的副手卡贝尔将军说，中情局不得对古巴发动空中袭击，除非“他们能从（猪湾）滩头机场执行任务”。晚上10点15分，卡贝尔和比斯尔急忙奔向7楼雅致的国务卿办公室。腊斯克告诉他们，中情局飞机可以为了保护滩头堡而介入战事，但不是去攻击古巴机场、港口或电台。卡贝尔写道，“他问我是否想跟总统谈谈，比斯尔先生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史蒂文森大使与联合国极为微妙的关系，以及对美国政治立场所构成的风险”--因比斯尔和巴恩斯的谎言所造成的形势，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直接和总统谈”。比斯尔受困于自己的掩饰说词，脱身不得之余便决定不做反抗。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选择沉默归因于怯懦。
卡贝尔回中情局战情中心报告状况，埃斯特莱恩认真考虑是否要亲手杀了他。埃斯特莱恩说，中情局要那批古巴人“像待宰的鸭子般”在致命的滩头上等死。
中情局在尼加拉瓜的飞行员正在驾驶舱内热机，卡贝尔取消行动的命令刚好赶上。4月17日星期一，早上4点30分，卡贝尔从家里打电话给腊斯克，并请求总统授权增派空中武力，保护装载弹药与军用补给的中情局船只。腊斯克打电话到维吉尼亚欧拉谷别墅给肯尼迪总统，再转接给卡贝尔。
总统说，他不知道攻击日早上会有任何空中攻击行动。请求被驳回。
4个小时之后，一架古巴“海怒”型战斗轰炸机突袭猪湾。美国训练出来的飞行员恩里克-卡列拉斯上尉是卡斯特罗空军的王牌。他锁定中情局从新奥尔良租用的旧货轮埃斯康迪多河号，在它东南角后方有一艘由二战登陆艇改装的布拉加号，船上有位叫格雷斯顿-林奇的中情局准军事行动军官，则以一挺点50口径机关枪对古巴战机开火。卡列拉斯上尉发射一枚火箭，击中埃斯康迪多河号前甲板船栏下方6英尺处，又命中几十桶55加仑装的汽油。大火点燃前甲板存放的3000加仑飞机燃油以及145吨的弹药。船员纷纷弃船逃命。货轮爆炸后的火球带出蘑菇云，向猪湾上空喷出半英里高。16英里外，中情局突击指挥官罗伯逊站在古巴人死伤遍地的海滩上，还以为卡斯特罗投下原子弹了呢。
肯尼迪总统请海军司令阿利-伯克上将出马拯救中情局。伯克在4月18日说道：“没人知道该怎么办，就连中情局执行这次行动和全权负责行动的人，也手足无措，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直不甚了了，只被告知部分真相而已。”
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和中情局的古巴人鏖战两昼夜，到了4月18日晚上，反抗军指挥官佩佩-桑-罗曼以无线电告诉林奇：“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形势有多么严峻无望？你们到底是支持还是收手？……请不要抛弃我们。我们的坦克和火箭炮弹快用完了，天一亮就会受到坦克攻击。我不撤退，必要时我们会战到最后一刻。”天亮了，援军未至。罗曼对着无线电大吼：“我们弹药已尽，正在沙滩上苦战。速派援军。我们撑不住了。”他的手下站在及膝的海水里，先后遭到屠杀。
中情局的空中行动主管中午发电报告诉比斯尔：“以空中行动支持滩头堡完全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目前已损失5名古巴飞行员、6名副驾驶，2名美国飞行员和一名副驾驶。”总计共有4名中情局从阿拉巴马国民兵约聘而来的飞行员在此役中身亡。中情局多年来一直隐瞒他们的死因，不让他们的遗孀和家属知道。
空中行动主管在电报里说：“我们仍然有信心，静候您的指示。”比斯尔无法作出指示。4月19日午后2点左右，罗曼大骂中情局，愤而将无线电打烂，放弃抵抗。在这60个小时里，古巴反抗军共计有1189人被掳，114人死亡。林奇写道：“我活了37年，第一次为我们国家感到惭愧。”
同一天，罗伯特-肯尼迪传了一张具有预言性质的短笺给总统老哥：“摊牌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在这一两年内形势必大幅恶化。我们若不想俄罗斯在古巴设置导弹基地，最好现在就决定我们该以什么行动来阻止它。”
“拿开溢水的桶子”
肯尼迪总统对两位助理说，艾伦-杜勒斯曾在总统办公室向他当面保证，猪湾行动必定会成功：“总统先生，当年我就站在这张办公桌前告诉艾克（艾森豪威尔），我确信危地马拉行动一定会成功。总统先生，这次计划的前景比那一次好多了。”他若真这样说过，就是撒下弥天大谎了。事实上，杜勒斯当年对艾森豪威尔说的是，危地马拉行动成功的几率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若没有空中武力支持的话，成功率是零。
入侵古巴的时候，杜勒斯正在波多黎各演讲。他公然离开华盛顿原是欺瞒计划的一环，现在看来倒像是个弃舰而逃的舰长。罗伯特-肯尼迪忆述，他返回华盛顿时用颤巍巍的双手掩住脸，宛如行尸走肉。
1961年4月22日，总统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b--他原本看不起这个政府工具。总统下令“加速掩饰国内的古巴活动”（这不属于中情局的任务）之后，又请新任白宫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与杜勒斯、罗伯特-肯尼迪、伯克将军合作，彻底检验猪湾事件。当天下午，泰勒调查委员会开议，杜勒斯手里紧拽着1955年授权中情局执行秘密行动的5412/2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NSC5412/2）出席。
杜勒斯在委员会上表示，“本人首先要承认，我认为中情局不应该管理准军事行动”--用一烟雾遮掩他这10年来坚定支持此种行动的事实。“但我也觉得，与其毁掉一切重新开始，不如好好审视现有的机制，排除确实超乎中情局能力的任务，然后加以整合，使它更有效率。我们应该查查5412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并以用别种方式处理准军事行动的方式来加以修正。要找个机关来处理这些任务很不容易。事情很难保密。”
泰勒委员会很快就向总统表明，需要以新的方式来管理秘密行动。最后的证人中有个一息尚存的老者，他用清晰的口吻谈论中情局最深刻的问题。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证词，在今天听来依旧掷地有声：
问：我们如何在“民主”体制内有效运用所有资产，而毋需彻底改组政府？
将军：“民主”国家不能轻启战端，要开战，必须通过法律，赋予总统特别权限。一旦紧急状况结束，国民授予行政元首的权利和权限，必须归还给各州、各郡与人民。
同一天，罗伯特-肯尼迪传了一张具有预言性质的短笺给总统老哥：“摊牌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在这一两年内形势必大幅恶化。我们若不想俄罗斯在古巴设置导弹基地，最好现在就决定我们该以什么行动来阻止它。”
“拿开溢水的桶子”
肯尼迪总统对两位助理说，艾伦-杜勒斯曾在总统办公室向他当面保证，猪湾行动必定会成功：“总统先生，当年我就站在这张办公桌前告诉艾克（艾森豪威尔），我确信危地马拉行动一定会成功。总统先生，这次计划的前景比那一次好多了。”他若真这样说过，就是撒下弥天大谎了。事实上，杜勒斯当年对艾森豪威尔说的是，危地马拉行动成功的几率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若没有空中武力支持的话，成功率是零。
入侵古巴的时候，杜勒斯正在波多黎各演讲。他公然离开华盛顿原是欺瞒计划的一环，现在看来倒像是个弃舰而逃的舰长。罗伯特-肯尼迪忆述，他返回华盛顿时用颤巍巍的双手掩住脸，宛如行尸走肉。
1961年4月22日，总统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b--他原本看不起这个政府工具。总统下令“加速掩饰国内的古巴活动”（这不属于中情局的任务）之后，又请新任白宫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与杜勒斯、罗伯特-肯尼迪、伯克将军合作，彻底检验猪湾事件。当天下午，泰勒调查委员会开议，杜勒斯手里紧拽着1955年授权中情局执行秘密行动的5412/2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NSC5412/2）出席。
杜勒斯在委员会上表示，“本人首先要承认，我认为中情局不应该管理准军事行动”--用一烟雾遮掩他这10年来坚定支持此种行动的事实。“但我也觉得，与其毁掉一切重新开始，不如好好审视现有的机制，排除确实超乎中情局能力的任务，然后加以整合，使它更有效率。我们应该查查5412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并以用别种方式处理准军事行动的方式来加以修正。要找个机关来处理这些任务很不容易。事情很难保密。”
泰勒委员会很快就向总统表明，需要以新的方式来管理秘密行动。最后的证人中有个一息尚存的老者，他用清晰的口吻谈论中情局最深刻的问题。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证词，在今天听来依旧掷地有声：
问：我们如何在“民主”体制内有效运用所有资产，而毋需彻底改组政府？
将军：“民主”国家不能轻启战端，要开战，必须通过法律，赋予总统特别权限。一旦紧急状况结束，国民授予行政元首的权利和权限，必须归还给各州、各郡与人民。
问：我们常说，我们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将军：是的，先生，这话没错。问：你是在暗示我们应该授予总统战时权限？将军：不。美国人民并不觉得现在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不愿做出开战所需的牺牲。战时，或者你也可以说，冷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可以秘密运作的非道德机关……我认为，中情局已经是盛名在外，秘密工作也许该换个机关了。
问：你认为我们应该取消中情局的秘密业务？
将军：是该拿开溢水的桶，换上别的桶了。
3个月后，史密斯去世，享年65岁。
中情局督察长柯克帕特里克就“猪湾事件”写下检讨报告。他的结论是，杜勒斯和比斯尔没有正确且真实地告知前后两任总统与政府。柯克帕特里克说，倘若中情局还想继续运转，就得改善组织与管理。杜勒斯的副手卡贝尔则警告，万一这份报告落入不友善的人士手里，中情局肯定会完蛋。杜勒斯很认同，并亲自负责把报告处理掉。于是20份报告的副本有19份都被回收销毁了，仅剩的一份深藏不露近40年。
1961年9月，杜勒斯从中情局局长位置上退休时，工人仍在对富丽堂皇的中情局新总部进行最后装修。这是他争取多年的结果，新总部建在首都7英里外、波托马克河西岸维吉尼亚州的林地里，他还特别选了《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32节的经文刻在中央大厅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会让你们得到自由。”他的圆形浮雕像同样高挂中堂，有拉丁文铭曰：“要找他的墓碑，请放眼四望”。c比斯尔多待了半年，后来他在秘密证词中坦承，他在秘密工作上所谓的专长其实是虚有其表，因为中情局并不是“可以找到专业能力的地方”。他离职时，总统为他戴上“国家安全勋章”。
总统说道：“比斯尔先生崇高的目标、无穷的精力和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堪为情报机关表率。他留下永恒的遗产。”d这遗产的一部分即是破碎的信心，之后19年，没有一位总统会完全相信并信赖中情局。
你站在靶心上
猪湾事件后，肯尼迪总统震怒之余，起先恨不得废掉中情局，紧接着便将中情局的秘密工作从死亡漩涡里拉出来，交给他弟弟掌管。这是肯尼迪总统在任内最不高明的决定之一。当时只有35岁、以冷酷无情和酷爱搞秘密行动闻名的罗伯特-肯尼迪，出掌美国最敏感的秘密工作，其结果可想而知。兄弟俩以空前的强度大搞秘密行动。艾森豪威尔在任8年只发动170次中情局大型秘密行动，肯尼迪兄弟不到3年就发动了163次。
肯尼迪总统原本要任命弟弟当中情局局长，倒是罗伯特觉得经过猪湾事件之后，最好找一位能为总统提供政治保护的人。考虑了几个月之后，兄弟俩选中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元老政治家约翰-麦科恩。
麦科恩年近6旬，是极保守的加州共和党人、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激昂的反共人士。若1960年大选是尼克松当选的话，他很可能就是国防部长。二战期间他在西岸从事造船业而发迹，后来当了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的副手。新设的国防部在1948年提出的第一份预算，就出自他的手笔。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担任空军副部长，是让美国真正成为战后第一个全球军事强国的功臣。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他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全美核武器工厂，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麦科恩的秘密业务新主管赫尔姆斯形容他“白发、红颜、步伐轻快，穿着笔挺的黑西装，戴着无框眼镜，态度冷漠并且自信满满”。
他的首席行政官雷德-怀特说，新局长“不是人人喜欢的那种人，但是后来和罗伯特-肯尼迪走得很近”。麦科恩起初会跟罗伯特走得近，是因为把他当成同教派人士与反共伙伴的缘故。这位司法部长位于希考利山庄的白色大宅院，距中情局新总部只有几百码，所以罗伯特常在每天上午到市中心的司法部上班途中顺道到中情局，时间通常是在早上8点麦科恩每日例行的幕僚会议之后。
麦科恩留下的每日记录一丝不苟，这些记录详尽记载了他的工作、想法和谈话，很多是到了2003和2004年才解密。他的备忘录上写着他担任局长期间的点点滴滴，连同好几千页由肯尼迪总统秘密录音的白宫谈话。其中有很多也是在2003与2004年才转誊为文字，详尽地勾勒出冷战期间最危险的岁月。
麦科恩就职前就试着了解中情局业务全貌，e他在杜勒斯和比斯尔陪同下走访欧洲，接着又前往马尼拉北部山区度假胜地，出席远东地区工作站站长会议，并埋首案牍细加研究。
不过，杜勒斯和比斯尔还是保留了一些细节。他们认为不适合告诉麦科恩中情局规模最大、历时最长，也是在国内最违法的业务：拆阅往来美国的平信。从1952年开始，就有长驻纽约国际机场邮政机关的中情局安全官拆开信封，再由安格尔顿手下的反情报人员过滤情报。猪湾事件后暂时搁置的暗杀卡斯特罗计划，杜勒斯和比斯尔也没告诉麦科恩。麦科恩局长过了大约2年才得知暗杀计划，至于偷拆邮件的事，他则是在全国都知道了之后才略有耳闻。
“猪湾事件”之后，人人都劝肯尼迪总统重建他在就职后废除的秘密行动评核组织。于是，总统的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恢复了。“特别小组”（后来更名为303委员会）重新建制，监督特勤机关。委员会主席即是随后4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乔治-邦迪：他是出身格罗顿和耶鲁的哈佛大学理工学院前院长。委员则包括麦科恩、参联会主席、国防部与国务院高级副主管。尽管如此，一直到肯尼迪政府末期，中情局要不要和特别小组会商，还是取决于秘密行动的主事官。麦科恩和特别小组所知不多或毫无所知的秘密行动不在少数。f
1961年11月，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兄弟暗中成立秘密行动的规划组织：“特别小组”（扩编），成为肯尼迪总统的御用机关，它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废掉卡斯特罗。11月20日夜里，麦科恩就任局长9天前，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总统传唤他到白宫。第二天下午他来到白宫，发现肯尼迪兄弟由身形高瘦的53岁准将埃德-兰斯代尔作陪。此人的专长是反游击战，他因靠美国机巧、钞票和蛇油赢得第三世界的心而出名。他从朝鲜战争前就在中情局和五角大楼服务，曾被威斯纳派驻马尼拉和西贡，协助过两地的亲美领袖掌权。
兰斯代尔的新职是“特别小组”（扩编）行动组长。麦科恩的中情局档案载道：“总统解释说，兰斯代尔奉司法部长的指示，一直在研究可行的古巴行动。总统希望在两个星期内能提交一份立即行动的计划，司法部长则非常关注古巴问题以及立即行动的必要性。”麦科恩告诉他们，猪湾事件后，中情局和肯尼迪政府内其他人士一直处在震惊状态中，“一动不如一静，所以我们做的很少。”
麦科恩认为，除了开战，别的都不可能打倒卡斯特罗。他更相信，不管是不是秘密行动，都不适合由中情局来主持战争。他告诉总统，不能再把中情局视为“‘斗篷与剑’的机关……推翻政府、暗杀国家元首、插手外国政治事务”。他提醒总统说，中情局法定的基本任务是“整合所有的情报”，加以分析、评估，然后提报白宫。在麦科恩起草并经总统签署的书面命令中，肯尼迪兄弟都同意他是“政府首席情报官员”，他的使命则是“妥善协调、比对与评估各方所搜集的情报”。
此外，麦科恩也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总统草拟美国的外交政策，但这并不是，也不该是一国首席情报官员的任务。不过，尽管他的判断往往比政府最高层的那些哈佛人更正确，他很快便发现，肯尼迪兄弟对他和中情局应该如何为美国利益服务有很多新奇的点子。麦科恩在肯尼迪总统主持他宣誓就职当天，就已发现将由自己、总统和油腔滑调的兰斯代尔3人共同对付卡斯特罗。
总统主持宣誓仪式时告诉麦科恩：“现在你就站在靶心上，欢迎你到位。”
根本不可能
总统从一开始就要麦科恩设法打穿柏林墙。柏林墙是1961年8月建立的，首先是倒钩铁丝网，然后是钢筋水泥。它是苏联人离谱的谎言再也挡不住东德人逃亡的铁证，是西方世界政治与宣传的意外大收获，也是中情局千载难逢的机会。
围墙竖起来的那个星期，肯尼迪就派副总统约翰逊前往柏林，听取中情局基地主管比尔-格雷弗最高机密简报。约翰逊瞠目结舌地望着中情局东德特工的那张详细分布图表。
当时在柏林基地行情正看涨的哈维兰-史密斯说：“我看过这张简报图表。按照格雷弗的说法，我们在苏联情报中心有特工，在波兰军事代表团、捷克军事代表团有特工，都已经渗透到东柏林的眼珠子里了。然而，要是你知道内情的话，自然就知道所谓渗透到波兰军事代表团的家伙，其实不过是在街角卖报纸。你也会知道，在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搞大渗透的是个修屋顶的师傅。”
他说：“柏林是个大骗局。”中情局向美国下任总统谎报柏林工作站的成就。当时担任中情局东欧分部部长的戴维-墨菲在围墙筑起后的第二星期，到白宫会见总统。他说：“肯尼迪政府逼得很紧，老劝我们规划准军事秘密行动并（在东德）挑动异议”，但“在东德搞活动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个中原因在墨菲本人起草，2006年6月解密的伤害评估报告文件中，终于真相大白。
1961年11月6日，西德反情报首长海因茨-费尔飞被自己的安全警察逮捕。费尔飞原是纳粹死硬派，1951年，也就是中情局接收该组织2年之后，他加入盖伦组织，迅速窜升。1955年该组织成为西德联邦情报局（BND）后，他仍是一路扶摇直上。
然而，费尔飞一直为苏联工作。他渗透进西德情报机关，再藉此渗入中情局工作站和基地。此外，他也利用并欺骗中情局驻德官员，使得他们后来也搞不清楚从铁幕后方搜集来的情报是真是假。
费尔飞可以“发起、指导或中止西德联邦情报局的行动，后来中情局有些行动也受他左右”，墨菲悻悻地指出。从1959年6月到1961年11月，每一次中情局重要行动的主要细节，费尔飞都向东德国家情报局透露，其中包括大约70次重大秘密活动、一百多名中情局官员的身份和近1.5万件秘密。
中情局在德国和东欧各地一事无成，而且还得花上10年时间来修补损害。
总统要马上行动
柏林围墙，乃至其他世界大事，都不及肯尼迪兄弟想挽回在猪湾损失的家族荣誉的欲望强烈。罗伯特-肯尼迪在1962年1月19日这么告诉麦科恩，推翻卡斯特罗“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之务，花再多的时间、金钱、努力或人力都不足惜”。然而，新局长却提醒他，中情局能依靠的真正情报并不多。他告诉司法部长：“目前在古巴境内的27或28名特工，其中只有12位还有联系，而且这些联系都是断断续续的。”4个星期之前，7名古巴人潜入猪湾后即遭逮捕。
在罗伯特-肯尼迪的命令下，兰斯代尔替中情局拟了一份应办事项清单：吸收和部署天主教堂及古巴地下组织以对抗卡斯特罗，从内部分裂卡斯特罗政权，破坏其经济，颠覆秘密警察，以生化战摧毁其农作物，在1962年11月下届国会选举前改变古巴政局。
认识兰斯代尔已有10年的战情局老手、新任古巴科副科长哈尔彭说：“兰斯代尔的气焰不可一世，有些人认为他像个魔术家，我可以告诉各位他的真面目。他基本上是个骗子，是那种麦迪逊大道上‘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原指20世纪50年代斯隆-威尔逊所著的畅销书，曾改编为电影《一袭灰衣万缕情》，由格里高利-派克担纲演出。--译者注）。看看他所提的除掉卡斯特罗和卡斯特罗政权计划，全是一派胡言。”他的计划可以浓缩成一句空洞的承诺：不必出动陆战队就可推翻卡斯特罗。
哈尔彭告诉赫尔姆斯：“这是华盛顿特区内的政治行为，与美国国家安全毫无关系。”他警告说，中情局完全没有古巴的相关情报，“我们不晓得形势如何。我们无法通过他们的政治组织和结构获得战斗顺序方面的信息。谁讨厌谁？谁喜欢谁？我们全然不知”。这情形和40年后中情局遭遇伊拉克时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一样。
赫尔姆斯认同他的说法，这计划果然是痴人说梦。
肯尼迪兄弟却不爱听这种话：他们要的是以迅速且秘密的破坏行动推翻卡斯特罗。司法部长吼道：“我们得赶快动手，总统要马上行动。”赫尔姆斯帅气地敬了个礼，立即着手成立一个直接向兰斯代尔和罗伯特-肯尼迪负责的独立任务小组。他从世界各地招揽人手，成立迄今为止中情局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情报行动组织，总计动员了迈阿密附近的中情局官员600人，近5000名约聘人员，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第三大海军舰队，其中包括潜艇、巡逻艇、海防快艇和海上飞机，并以关塔那摩湾为基地。赫尔姆斯说，五角大楼和白宫也提出一些“白痴计划”，譬如炸掉一艘停泊在关塔那摩港的美国船只，佯称是恐怖分子攻击美国航道，从而将入侵的借口合理化。
行动需要代号，哈尔彭建议采用“猫鼬”（是一种灵活轻巧、强悍凶狠的小型肉食动物。--译者注）。
当然没有书面证据
赫尔姆斯选中建造“柏林通道”的哈维来领导猫鼬小组，哈维则以美国海盗威廉-沃克之名，称该计划为“W任务小组”--沃克于19世纪50年代率领私人军队进入中美洲，并自立为尼加拉瓜皇帝。除非你了解哈维的为人，否则定会觉得这代号选得很奇怪。
哈维以中情局的“詹姆斯-邦德”之名被介绍给肯尼迪兄弟。这样的介绍词似乎让酷爱伊恩-弗莱明间谍小说的肯尼迪总统颇感困惑，因为邦德和哈维除了都爱喝马提尼酒这一点外，可说全无相同之处。总是揣着一把手枪的哈维，身形肥胖，眼睛凸出，午餐会上喝双份酒，一路咒骂着回家。麦科恩的执行助理沃尔特-埃尔德说，罗伯特-肯尼迪要“迅速行动，快速回报”。可是“哈维既没有迅速行动，也没有快速回报。”
他倒是有个秘密武器。
白宫两度下令中情局成立暗杀队。1975年比斯尔在参院调查人员和总统委员会的严密盘问之下，答称这些命令出自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以及邦迪的助理沃尔特-罗斯托，又说除非所提的计划肯定能获得总统批准，总统的人马一般不太给人鼓励。g
比斯尔把命令交给哈维，哈维则遵照办理。哈维以柏林基地主管身份于1959年9月回到总部，接手主管秘密行动的D分部。该部的官员无所不为，譬如会闯进外国使馆偷取密码册和暗号本，供国家安全局窃听人员使用。他们自称“夜贼”，他们的本事则从开锁到盗窃不一而足，而且和各国犯罪集团都有联系，随时可以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名，叫他们闯空门、绑架使馆信差，或者杀人抢劫。
1962年2月，哈维成立了一个代号“步枪”的执行行动组，请了一位住在卢森堡，但没有国籍的外国特工，以约聘身份为D分部工作。哈维打算利用他干掉卡斯特罗。
中情局的记录显示，哈维在1962年4月实施第二个方案。他在纽约会晤黑帮成员约翰-罗塞里。他从中情局医务处处长爱德华-冈恩医生那儿挑了一包毒药，打算投进卡斯特罗的茶或咖啡里，然后他驱车到迈阿密，把毒药和一卡车武器交给罗塞里。
1962年5月7日，中情局法律总顾问休斯敦和安全事务主管爱德华兹，向司法部长简报步枪计划详情。罗伯特-肯尼迪“气疯了”，他气的不是暗杀计划，而是把黑手党扯了进来。但他也没有阻止中情局要卡斯特罗的命。
3个月前接下秘密行动处主管职务的赫尔姆斯，批准哈维进行步枪计划。他认为白宫既然要银弹，中情局就有责任去找。他觉得最好不要告诉麦科恩。他的判断很正确，因为局长一定会从宗教、法律和政治方面提出强烈反对。
笔者曾亲自问过赫尔姆斯：肯尼迪总统真的想要卡斯特罗的命？他淡淡地说：“书面上当然什么证据也没有，但我绝对肯定他确实有这个意思。”
赫尔姆斯认为和平时期搞政治暗杀，虽有点道德错乱，但其中也有些实务考虑。他说道：“一旦涉入杀害外国领袖，而且政府兴起这种念头的时候，比一般人愿意承认的多。那么问题来了，下一个被杀的是谁？你杀了别人的领袖，他们为什么不能杀你的领袖？”
真的不确定
麦科恩忆述接下中情局局长的时候，“中情局多灾多难”，而且“士气荡然无存，所以我的当务之急是设法重建信心”。
然而，中情局在他就任后仍闹了半年之久。麦科恩开除好几百名秘密行动处的官员--副局长马歇尔-卡特将军指出，首先针对的是那些“容易出事的人”“爱打老婆的人”和“爱酗酒的人”。这轮大清仓和猪湾事件余波，加上白宫几乎天天盯着古巴问题，使大家“真的不确定中情局还有什么前途”，麦科恩的执行长柯克帕特里克在1962年7月26日备忘录中这么告诉局长，并建议也许“应该立即做点什么来恢复局里的士气”。
赫尔姆斯认定唯一的解决之道是重拾谍报业务。他惶惑不安地把优秀人才从已瘫痪的苏联分部和东欧分部调到古巴。他在弗罗里达有几位手下，很清楚如何管理东柏林等共产控制下的特工和信差。中情局已在欧帕罗卡成立汇报中心，访谈数千名搭乘商用客机或私人小船离开古巴的人。该中心大约盘问了1300名古巴难民。他们向中情局提供古巴政治、军事与经济情报，以及文件、衣服、钱币、香烟等日常生活用品，以便特工乔装潜入古巴岛。迈阿密工作站宣称，1962年夏天时，已有45名情报员潜入古巴搜集情报，其实有些是到弗罗里达参加中情局10日速成班的，时间一到就搭快艇在夜色掩护下各归本位。耗资5000万美元的猫鼬行动，唯一成就是在古巴内部建立了这个小小的谍报网。
罗伯特-肯尼迪一再呼吁出动突击队暗中炸掉古巴的发电厂、工厂和糖厂，却都是徒劳。“中情局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发动这种攻势？”兰斯代尔问哈维。“为什么现在称这种攻势是一种‘可能’？”哈维答称，要成立一支有能力推翻卡斯特罗的武力，势必再花上2年时间和1亿美元。
中情局忙于执行秘密任务，没有注意到一桩危及美国存亡的威胁正在古巴酝酿。
